伊藤诗织

这个名字大家觉得眼熟吗


作为性侵犯事件的受害者

她的胜诉可以说是大快人心

四年的坚持,让我们看到了正义尚存


于是又有人大喊:

正义有可能会迟到,但永远不会缺席


其实我还蛮讨厌这句话的


正义为什么要迟到?

它就不该迟到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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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行动带来改变


维权路上的伊藤诗织,常被邀请到各个大学去开讲座,鼓励她们说出遭受暴力的经历,不再忍耐。


如果你生长在日本社会,每个人都遭受过性暴力或性侵犯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点。尤其作为女高中生,当你开始乘坐公共交通时,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。我们从不报案,但我们不得不面对。


一路走来,她的抗争道路堪称以卵击石。但最终,鸡蛋还是“硬过了”石头。


山口敬之,不仅身为TBS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,还是安倍晋三的御用记者,为安倍晋三写过传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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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受到侵害的伊藤诗织只是一个需要实习的新闻系学生,在山口敬之的世界里连路人甲都算不上。所以他对自己酒后性侵的态度是:“随便告”


大概他以为,伊藤诗织只是虚张声势。


他深知舆论的力量会帮助他。

因为在日本根深蒂固的“男性至上”思想中,男性对女性的许多侮辱,都不算事。


很多女孩,从高中开始就在电车上、学校里、甚至在大街上被各种咸猪手袭击。


被侵害的女孩大都选择沉默,因为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,而日本的传统是掩盖不光彩。


伊藤诗织实名上诉、公开挑战传统的做法,让她收到了比支持更多的谩骂——


“她肯定是个妓女”

“婊子”

“她跟人睡觉获得利益”


网上的恶意多到溢出屏幕,“受害者有罪论”成为了键盘侠的正义法典。


更让人心寒的是,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权威女士,公开表示被强奸是伊藤诗织的错。


她们同样在社会中受到过性骚扰,却觉得只要生在社会,受到性骚扰这种现象就是正常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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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让人绝望的是,没有受害者和她站在同一战线。因为其他人都觉得自己的抗争毫无用处。


我大概明白,为什么那些受侵害的女孩们不愿发声,而是选择忍耐。


因为她们除了承受强奸犯的第一次性侵,还要承受社会的第二次性侵。


这也就造成了一个扭曲的现象:

截至2018年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,每年性侵犯案件的案发率是垫底的。


这不是因为日本环境有多好,而是因为在性侵案件中,受害者不敢发声,施暴者不当回事。这是一个看似和谐、实则畸形的关系。


很长一段时间内,伊藤诗织都当做异类被声讨,这一切都被记录在《日本之耻》这部纪录片中。


所幸,伊藤诗织胜利了。


时隔110年后,日本再次对强奸法案进行修改,法定最低刑期从三年提高到了五年,让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


她的行为也鼓舞了许多被侵害的女性——只有行动,才能带来改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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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无法启齿的羞辱


在同为男权社会的中国,被强奸的女人,社会嫌丢人,家人嫌丢人,连自己都觉得自己丢人。反倒是强奸者认为自己本事大。


中国也有伊藤诗织这样的人物。


她叫张蔚婷。


她是中国第一个在大众面前实名公布性侵案的女孩。


我脸也不要了,面子也不要了,就要一个结果。


她将自己被性侵的经历整理成图文,投稿给微信公众号,事情很快在网上引起很大反响,评论和转发数据飞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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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越多,她面临的谩骂指责也越多。


有人说她约炮反悔,敲诈勒索;有人骂她矫情,又没有真的性侵,却写了一篇从头骂到尾的废话。


街坊邻居很快就都知道了这件“丢脸”的事,家里人都觉得她做得不对,不该把事情闹大。


她和母亲讲了这些事,母亲埋怨她:


“为什么要把事情搞那么大?对你有什么好处?你到底想干嘛?”

“世界上冤案假案那么多,你这一点小事,怎么可能会得到一个结果……”


她去找爷爷奶奶,爷爷奶奶说:


“没真正发生什么,丢人是真的。”


周围的朋友也都反对她这种近乎“同归于尽”的维权方式。


没有人在意她心中是否难过,只在意她是否丢人。


她不止一次划破自己的手腕,最终在望着天花板时决定放过自己。


她不甘心。


明明他才是施暴者,她是受害人,但为什么被羞辱的是她,无法正常生活的是她,担惊受怕的也是她?


最后她维权成功了,施暴者最终被判强奸罪,刑期两年。


???才两年(微笑emoji)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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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别让更多的女孩变成房思琪


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这个残忍的故事:


13岁那年的教师节,房思琪照例去李国华老师家补习作文,老师却强暴了她。因为耻辱感,她没有声张。从此,小旅馆和老师的私人公寓成为她的“乐园”。她在挣扎中迷失,最终“消失”在世界上——18岁以后的人生留在了精神病院。


这个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。


故事中,房思琪曾试图向好友怡婷坦白,得到的却是好友的恶心。


“天啊,房思琪,有师母,还有晞晞,你到底在干吗,你好恶心,你真恶心,离我远一点!”

“你对不起的不是我。”

“天啊,你真的好恶心,我没办法跟你说话了。”


在好友看来,老师似乎才是受威胁的一方。


房思琪曾试探性地对母亲说:“学校里有个女学生和老师在一起了”


处在上流社会的文明母亲,随口而出:“谁啊,这么小就这么骚。”


那一瞬间,她决定一辈子都不说这件事了。


她把脸埋在枕头里尖叫、一哭一整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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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部小说的原型人物,叫林奕含。


因为幼时经历,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林奕含,最终在结婚一年后上吊自杀。


学生时代的她,本是总能考满分的“学霸”。在这件事之后,她因为抑郁症的干扰而退学了。


没有人知道她为何抑郁,直到这部小说出版。


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,故事的名字有多甜,故事的内容就有多虐。


没有初恋,没有乐园,有的是一个少女受伤后的心死,和不被理解的压抑。


所有人,甚至整个社会体系都在对女性强调一个观点——女孩失贞是可耻的,不能说。


在小说里,还有一个更扭曲、也更现实的例子。


受害者郭晓奇也曾被李国华诱奸,被甩掉后选择休学。


父母得知真相后非常愤怒,愤怒不是因为李国华,而是因为自己的女儿:


“你以为做这种事你以后还嫁得出去?”

“你跑去伤害别人的家庭,我们没有你这种女儿!”


最后,他们居然与李国华夫妇在饭店里喝了饮料,边喝边忙着道歉,和和气气。


道歉,和气。


这样的姿态出现在被害一方,而不是施暴者。


怪不得“房思琪们”要筑起心墙,独自在黑暗深处挣扎。


怪不得她们只能把心事都写在日记里,而不是报警。


不是不想,而是不能。


社会的大手捂住了她们的嘴,按住了她们的手,就像那个侵犯者一样,死死地钳住了她们。


能挣脱的人,除了要有勇气,还要有运气。


可惜的是,大多数女生都不是张蔚婷,而是房思琪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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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受害者必须“永远”是受害者?


从上面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到——无论反抗还是不反抗,受害者的结局都不太好,她们的生活因为这些经历从此暗淡。


这种讽刺的现象真实存在于BBC制作的纪录片《性侵受害者不为人知的故事》中。


其中几位受害者被采访时,一再提到的一点就是:就算我说了,谁会相信我呢?谁愿意相信我呢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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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无法接受在被伤害后,又因被质疑而受到更多的伤害,也无法接受自己的亲人,朋友,爱人因自己的遭遇而痛苦。


如果当初知道受害者不止自己,就不会放弃。


然而他们不知道,也没有人告诉他们真相。


是孤立无援,让受害者一个又一个的出现。


她们伸出维权和求助的双手,最终又在无尽的绝望和误解中,沉沦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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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误杀》建立在这样一个情节上:


警察局局长的儿子性侵了普通人家的女儿。误杀了性侵者之后,全家人一起站在受害的女儿一方,帮助和支持她躲避警方的追查。


这个态度,才应该是家人、朋友应有的态度吧。


面对性侵,我们都不应该是旁观者。


我们要让她们知道——错的是侵害她们的人,肮脏的是侵害她们的人,而不是她们自己。


真正应该被唾弃的是施暴者,他们才应该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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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言果语


我希望以后都不再有性侵发生。


虽然这个理想和“希望世界永远和平”一样难以实现。


我们无法保证,受到伤害的人们都能像伊藤诗织、张蔚婷一样勇敢地站出来。


但我们可以做到,当每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了,我们会理解她的绝望,拥抱她的伤痛。


让她知道——当你站出来了,整个世界都会站在你这一边。


王小波在《沉默的大多数》中说过——


所谓弱势群体,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。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,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。


一滴水也许改变不了什么,但它们聚集起来,就能形成海啸。


不要觉得羞耻,不要害怕。

这不是你的错,你是值得被爱、被信任、被保护的。


哪怕身边人的眼神都异样,也请相信在这个世界上,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支持你、鼓励你。


你要相信,有很多人在等待着和你一起喊出“Metoo”。


愿世界更善良,愿你们更勇敢,愿改变发生。


晚安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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